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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远人:中葡法文化初交汇
  作者:   时间: 2012-7-9   来源:   点击:3050  

【期刊名称】《法律科学》 
怀柔远人:中葡法文化初交汇 
【作者】汪清阳 【作者单位】澳门科技大学 
【关键词】法文化,怀柔远人,仁爱 
【文章编码】 1674-5205(2012)01-0013-(007) 
【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2012年 
【期号】 1 【页码】 13 
【摘要】
  自然境遇不同,所衍生的法文化亦不相同。中华法文化坚信良好的秩序应由“礼”加以维持,葡萄牙法文化则崇尚私权保护以构建稳定的秩序。差异巨大的两种法文化,在16世纪中期初汇于“华夷交涉”的澳门,却未产生激烈的冲突,更未融合成一种崭新的文化。其直接原因是明清政府“建城、设官、自治”的治澳之策确实起到文化隔离、防御之效果,而深层次原因是具丰富“仁爱”底蕴的中华法文化以其宽广之胸怀包容着葡人的风俗习惯与行事准则。 
【英文摘要】
Legal cultures vary from each other on account of the changed circumstances. Chinese legal culture takes' Li(etiquette) as the key factor to maintain sound social order. Whereas, the Portuguese law culture uphold the privacy pro-tection to construct a stable social order. With sharp contrast between the two legal cultures, their first meeting can betraced back in the 1550s in Macau where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s mingled. There is no severe conflicts or converges toa brand new legal culture. The fundamental reason li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governing police of construction,officials-governing and autonomy' to Macau, which actually result in cultural isolation and defense. However, the pro-found reason lies in Chinese legal culture' s kindheartedness' that embraces the conventions, customs and conductive crite-ria of the Portuguese. 
【全文】 【法宝引证码】 CLI.A.1159461        

         一、引言
  人们多以“中西合璧”或者“东西文化交汇”来修饰澳门,由此彰显澳门所具有的包容的性格。这种性格,在落魄的葡萄牙诗人庇山耶[1]的诗歌中得到充分的表达[2]。
  在诗人的笔下,来自利比里亚的宗教文化与华人风俗习惯融合一起形成了与欧洲截然不同的文化特质。这种文化特质,或中或西,或古或今,虽多元却也能共生而相得益彰。我们由此可以认为,澳门这座微型城市,具有接纳多元文化的勇气和果敢,而这种勇气和果敢,正是全球一体化进程中所必需的一种品质。基于这样的品质,澳门当仁不让地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个微观缩影。
  多元文化对澳门法治提出很高的要求。首先需要法律的制定者对诸种文化有着充分的认识,因为只有认识,才能尊重,只有尊重,才能协调诸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其次,诸种文化须形而上其共通法则,否则便会有所偏颇,失之端倪。
  由此可窥澳门法治之难。如若侧重当中一种文化,则另一文化难以融入法治视野,从而游离于成文法之外;如若两者同时偏重,则产生何为主体的问题,主体解决不当,则各文化之间将会相互排斥,从而使成文法成为多元社会之陪衬物。
  因而,探究澳门诸文化之真正意蕴及关联关系,便是有作为之法治的先决条件。而诸文化当中,最为核心的当属以“礼”为代表的中华法文化和颇具拉丁风格的葡萄牙法文化。
  通常将一个族群用以区分善与恶和正确与错误的深刻情感谓之法文化。法律制度与规范要获得其全部意义,就应对本族群的文化有着坚定而持久的信仰,就应该对本族群奉之为永恒的、力图加以维护的价值观进行深刻理解并将之构造成鲜活的法律规则。这样的过程,并不能满足于对文化的纯粹性的、肤浅的认识,而应致力于解读其各层次所蕴含的意义。
  就那些内涵丰富寓意深刻的文化来说,比如葡萄牙文化,这样的深入解读对一个局外人而言是极其困难的。资料之欠缺便是一个客观的理由,且这为数不多的资料里,多局限于表层方面的轻描淡写。法律被孤立于文化和社会背景之外,由此所获得的感官及视野是贫乏的。
  即使是作为自己民族文化的中华法文化,这样的深入解读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历史上的两次运动使我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感到陌生。一次是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新文化运动,它使国人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产生怀疑,而另一次则是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文化大革命,它将儒家思想视为人民革命的敌人。
  这样肤浅的认识是危险的。缺乏应然的价值认识,人们在立法、适法的过程中往往会套用其熟悉的文化概念或价值去填补个中空白。如同我们在阅读一篇小说时,会借助我们脑子里的形象、信息和情节去填补故事里的空白。这样,就臆造了我们所要描述的制度,将不是属于对方而是属于己方的意图、意义、行动范畴等强加于对方身上。
  当然,这种张冠李戴的错误作法,并非肇始于今日之澳门。且以1925年发生于澳门的一起华人离婚案为例。妻子张莲控告丈夫李华森残暴,要求离婚,而丈夫否认妻子的控诉并提出证据证明他不是麻疯病患者。{1}151妻子的行为很大胆,因为在华人法文化中,只有丈夫患上麻疯病之前提下,妻子才有提及离婚之资格。当妻子张莲上告法庭之时,是否已然采用了葡国人所奉行的价值标准,而断然否决华人法文化呢?其实不然,张莲此举意在让人知晓是其抛弃其夫。换言之,意在经由法庭诉讼宣判其丈夫为麻疯病患者,以侮辱其夫。显然,此争讼之内核依然为华人文化价值观念,只不过套用了葡萄牙法律的外衣。
  此现象卓然有趣,但亦引发若干思考。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渗透着“自由、民主、权利、平等”等被西方人称之为真理的葡萄牙法律,在历经葡萄牙人数百年不遗余力的推广后,缘何依然只是华人社会中可有可无的制度“外衣”?此问题之回答,显然要回溯中葡法文化初交汇之历史,我们且将这一历史定位在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借居澳门至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开始的这段时期。
  二、中葡法文化概要
  我们有必要认真地认识中葡法文化,虽然如前所述,这种认识往往是肤浅的。
  (一)中华法文化概要
  中华土地之广袤,岂是万水千山一言以概之!
  正是如此广袤之天地,我们的祖先一直过着以农耕生产为主的社会生活。他们世代眷恋着、守望着这片热土,只求靠自己勤劳之双手生产供妻儿老小填饱肚子的粗茶淡饭和免于受冻的布衣粗服,这就是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在这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内,物产富饶、无所不有,所以毋须假贸易以沟通有无,假金银以通达天下,稳定而有序的社会关系便是这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良好运行之关键。先辈们首先经由对自然界的观察去学习如何维系这种良好社会秩序,言传至今的“五行说”与“天道观”便是例证。
  事实上,模仿自然现象寻找维持社会秩序的方法,并非仅现于中华文化中,在西方哲学中亦可寻见,比如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和《物理学》,就是从自然的角度去寻找秩序维持的手段。
  自然界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动静综合体,之所以谓之动,是因为自然界中发生着接连不断的变化;谓之静,是因为所有的变化皆遵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永恒的法则。动静之间,自然界完成了多元幻灭与重生的和谐统一过程。如同自然界一样,社会亦是不断发生变化的活的机体,亦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永恒的法则。而历史,将人类社会之变化与持久之间存在的这种张力,恒久地定格下来,并成为思想者—作为中华文化代表的儒家—构造思想的素材。
  儒家哲学将维系社会和谐状态的关键方法,发展成“礼”的学说。于儒家学说中,礼是个多义词,既是“典礼”,又是“仪式”,再或者是对行为举止加以规范的标准和要求。在此意义上,礼是社会规范的重要因素,满足礼的要求,社会和个人就可以走向内部和外部均和谐的最高境界,“故圣人以礼示之,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3]。
  作为规则和方法的“礼”,经由习惯、典礼、仪式的方式,不仅为先祖、亦为今人之日常生活—无论出行、嫁娶、动土、开业、交易、抑或开光—提供了周详的细节。一旦社会生活有了礼的规范,那么人们就可以在社会关系的各个层面—家庭、朋友和整个国家—占有他们自己的位置,也就有了安宁和谐。
  于“礼”之基础上,儒家形而上地抽象出两种思想,一种是基于已然良好社会秩序下的“中庸”思想,另一种则是基于个人道德自律下的“仁爱”思想。
  “中庸”与平衡的概念相关,这无论从中国还是从欧洲思想体系来看都是如此。保持“中庸”,意味着避免走极端,意味着追寻平衡,意味着寻求共识,意味着拒绝虚伪抑或哗众取宠的不切实际的举措,“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4]在中庸之道下,秩序是万事之端,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他人之上,所拥有的权利亦不能超越秩序赋予的权利。因而,在由礼加以保障的自然状态下,没有个人权利或者自然概念的位置。
  社会和谐不仅取决于宏观秩序的维系,在微观层面,还要求对他人有仁爱之心,即所谓“仁者,人也”。于字面而言,“仁”即二人亲密结合一起,亦即“仁爱”为人际交往中对个人修养的道德自律。于此自律前提下,仁爱根据交往对象而衍生出不同的规范要求,爱至亲为孝悌,爱友人为忠恕。“仁爱”这一内生性的规范,勿须假以外力干预。唯有对那些无仁无德之人,才能对之施以谓之为法的强制性规范,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补充手段。在任何情况下,法以及与其共生的强制手段,尽管是正当的,都只能是一种日渐衰退的、不足够的、不太有效、不被提倡的规范手段,都只能是为仁爱所驭使的补充措施。于此下,“无讼”、“息讼”、“耻讼”之法律观,得以应运而生。
  (二)葡萄牙法文化概要
  若非700多年前的几次航海探险,葡萄牙至今依然在不足10万平方公里的、且多数为丘陵和峭壁的贫瘠土地上苦苦挣扎。由自然境遇观之,葡萄牙人是不幸的,至少他们不能融合其自我于自然之中以与自然共相游乐。因而,自然之制服,境遇之改造,便为几代葡萄牙人努力之所向。
  自然之制服,须置自身于自然之对立面。于东方哲学思想—特别是中华天道观看来,这无异痴人梦话!因而,赋予人果敢、个性以及冒险的精神,便为征服自然之首要条件。葡萄牙人的确具备这样的精神。15世纪之初,葡萄牙人在国王的第三个儿子—恩里克王子带领下,根据一本错误百出的著作—《地理学指南》,启动了征服大海的冒险行程。这一冒险行程,使葡萄牙摆脱了贫穷和落后的境遇。
  冒险精神所获得的胜利果实,坚定了葡萄牙人关于个人观念及私权观念—特别是所有权—的信仰。而在此之前,罗马人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早已使葡萄牙人对“私权”这种源自于罗马法文化的概念耳濡目染。在罗马法文化中,“各得其所”所衍生的私权保护,正契合了对冒险活动所带来的成果肯定之需,因而天然地受到航海家们的好感。
  千万不要因葡萄牙人所具备之冒险精神,从而认定他们厌恶祥和而稳定的生活方式。事实上,相对于其他民族,葡萄牙人对安定性和确定性有着更深刻的追求。虽在字面意义而言,冒险与安定是一组反义词,但有时二者却也能良好地结合起来。其实这很容易理解。在自然境遇上的不安定性促使卢济塔尼亚人[5]本能地崇尚冒险,而冒险之终极目标在于追求一种安定的、确定的生活模式。法律的安定力,即法律规定某些行为与其后果之间稳定的因果关系的这一特征,正契合了卢济塔尼亚人追求一种稳定的、确定的、持久的、可预见的生活方式的要求,因而受到广泛的认可,并升华成其日常生活行事之准则。
  历史上葡萄牙曾先后受到罗马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侵略,英勇的卢济塔尼亚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争,最终都将殖民者驱赶出去。但是殖民者的法律及其所蕴含的思想—比如《拿破仑民法典》和自由主义思想—却最终在葡萄牙生根发芽,并切实地改变了当地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葡萄牙法律史上一位著名的改革家—彭巴尔—为确立罗马法在葡萄牙的主体地位,还专门主持制定了所谓的《来自健全理性的法律》,排除了本土法学家学说理论在法律实践中的适用。当然,这样做并非基于对殖民者之崇拜使然,而是殖民者所带来的法律契合了卢济塔尼亚人对法律安定力的要求。
  对安定力的追求,有的人求助于法律,而有的人却求助于一种超自然的被谓之“神”的东西。天主教在卢济塔尼亚人中有着绝对的支持率,因而,葡萄牙法文化—特别是婚姻家庭法—被深深地烙上了天主教文化的印迹。习惯婚—也就是天主教的教堂婚礼—在葡萄牙婚姻关系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并且具备与民事婚一样的法律效力;离婚是一件羞耻的事情,虽然现代民法将之置于婚姻权利的鲜明地位上;为确保亲子关系的纯洁度,人们至今默默遵守着长达300天待婚期[6]这种今人认为不可理喻的制度。
  (三)中葡法文化差异分析
  如果不是葡萄牙曾经在澳门有过、且影响至今的那段历史,中葡法文化之间的比较分析实在没有太大的意义。这是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度,差别所产生的陌生感是不言而喻的。借居澳门的半个世纪之前,葡萄牙人甚至还不知中国位处何方、路途多远,{2}36即便当时他们已经身处离中国不太远的马六甲。陌生感在中葡民族之间产生了不信任感,并延伸到法这种关于正义的永恒的事物中去。双方均试图适用己方关于法律的理解,去审视、甚至判断对方行为的对错、得失。而这个问题至今仍困扰着澳门法律界,关于此所引发的法律“葡国化”、“本土化”抑或“国际化”之争论此起彼伏。正本清源,我们有必要认真厘清中葡之间关于法律认识之差异,有学者称,这便是法文化之差异。
  第一,中华文化坚信良好的社会秩序从根本上说来是建立在遵守那些被一个社会所广泛接受的、正确的、由“礼”构成的生活准则基础上的;葡萄牙文化则坚信良好的社会秩序建立在个人私权,特别是所有权保护基础上的,而这样的保护,往往经由法的国家强制性予以保障。
  第二,中华文化更多地认为法律至少是无用的,就一般而言却是有害的。譬如春秋时期成书的《周礼》就提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法只适用于无法道德自律的“小人”,对于高尚的人来说,道德自律已然足够,法之适用反致业已形成的良好秩序遭受破坏;而形塑于罗马法的葡萄牙法文化则将法律认为是最高的理性,是从自然生长出来,从而否定了情感、伦理等非理性因素在社会秩序维持方面的主导作用。
  第三,中华文化认为争议应该在诉讼活动之外经由协商或者当事人相互宽恕加以解决。因为这种自愿的、通过协议解决争议的方法远比官方的、令人感到疏远的、代价昂贵和缓慢的判决更容易被人所接受,虽然后者能武断地判断某一方的对错,却不能使所有当事人达成长久的共识;葡萄牙人却乐于将争议交由诉讼活动解决,甚至参与与自身无涉的诉讼活动也是一件快乐、无比荣耀的事情,比如获委任为议事会裁判成员。
  三、法文化初交汇
  文化差异有时候往往会引发激烈冲突,甚至诉诸战争予以解决,比如天主教与伊斯兰教的文化、圣土冲突,就使整个欧洲陷入了“十字军东征”的长达几个世纪的“黑暗”时期。中葡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是否也在葡萄牙人借居澳门之初,碰撞出激烈的火花、甚至激荡出一种崭新的文化呢?
  答案是否定的。“澳门四百多年的立法和司法演进存在明显的双轨特征,即华人社会一条线,葡人社会一条线。二者虽偶相汇合,但基本保持平行。” {3}65于明清政府而言,澳门为皇帝有条件赐给外国蛮人使用的另类“蕃坊”,对葡萄牙人适用特殊规则调整,即建立自治组织依据其自身风俗习惯及法律来管理内部事务,这一特殊规则构成了早期澳门“华洋共处、分而治之”的历史事实,构建了中葡法文化初交汇的基本场景。
  (一)分而治之
  明清政府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将葡萄牙人驱逐出澳门,这一点毋庸置疑。事实上,许多官员亦认同此观点,并提出许多具体的驱逐方案,最直接的莫过于俞大猷的用兵驱逐方案,“今与之大做一场,以造广人之福”。{4}卷15 然而,即使是在倭寇盛行、战争频发的海禁、迁海时期,明清政府也没有这么做,而是采取了“建城设官而县治之”{5}卷3的策略,对澳门直接行使主权,并赋予葡萄牙人一定的“自治权”,准许其建立自治组织管理其内部事务。
  1.建城。就建城而言,明清政府首先扼澳门与香山县咽喉之地设置关闸,以“驭夷”于关闸之内。关闸初期隔5天开放一次,以为中葡商民交易。葡人虽可居住关闸之内,但擅自兴作是被禁止的,“凡澳中夷寮,除前已落成,遇有坏烂,准照旧式修葺。此后敢有新建房屋,添造亭舍,擅兴一土一木,定行拆毁焚烧,仍加重罪”[7]。同关闸牌匾所著“畏威怀德”四字一样,明清政府“建城”之目的在于使葡人畏惧其声威,从而感怀其德惠。当然,葡萄牙人并未、也不可能感怀明清政府“建城”之举,更多的时候,他们感觉到的是不便,只是碍于实力上的差异,而不得不服从于明清政府的管制。有时候,文化隔绝只须一堵围墙。“建城”举措下,中华文化在关闸之外,葡萄牙文化在关闸之内。这是一种半封闭式的文化自我保护机制,其主要目的在于避免稳定而有序的中华文化免受蛮夷侵扰,从而影响粤海安宁。“建城”举措下,华夷交涉被固定在日常贸易、租务等行为方面,在统治者看来,贸易、租务属可控的行为范畴,并未触及一个社会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我们称之为法的文化的东西。
  2.设官。明清政府制澳官员依其职责分为两类,一类监管商贸海关事宜,此类官员一般驻扎澳门;另一类则为主管一般民政与司法事务,也就是香山知县。至清朝,朝廷以澳门人口日众,华夷难处,遂于香山知县之下分设县丞,专责察理澳门民夷事务。至于民政司法方面,明清政府移用保甲制度治理澳门。澳门开埠之初,明政府即在澳门城内推行保甲制度,“近者,督抚萧陈继至,始将诸夷议立保甲,听海防同知与市舶提举约束”。{6}卷,69。清时,林则徐亦曾多次重申保甲制度应严格适用,“……仿照编查保甲之法,将通澳华民,一体户编查”。{7}卷6。保甲制度以十户为一排,十排为一甲,十甲为一保,由此而设立保长,负责辖区内的事务。保甲制度是传统中国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对人口流动少、结构稳定的人群较为合适,而对流动性强、结构复杂的葡萄牙人来说,却难以适用,这引发其诸多不满。但是,这一制度并没有因为葡萄牙人的不满而撤销,直至亚玛留出任澳门总督之前,明清政府在澳门区域内,“不论是对葡人还是华人,一体使用保甲管理制度,却是不争的事实”[8]。保长在处理黑奴偷窃、协调华夷冲突、确认房屋四至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一些争议经保长之协调,最终并未走向司法诉讼,从这个角度看,保甲制度过滤掉部分因争议所可能引发的中葡法文化冲突。当然,因为与葡萄牙人的“私权自治”的法文化理念相冲突,保甲制度往往受到葡萄牙人的抵制,故执行之效果难以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拟。
  3.自治。1583年,借居澳门的葡萄牙人仿照欧洲中世纪城邦自治模式,选举产生两名普通法官、三名市政官和一名理事官,组成议事会实施内部自治。对葡萄牙人而言,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内实施内部自治,这既是一种利益自保,又是一种文化自保。
  对明清政府而言,葡萄牙人自治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自保,所不同的是,前者所保护的是利比里亚文化,而后者则是中华礼教文化。给予葡萄牙人自治,经由怀柔手段体现对葡萄牙法律及风俗习惯之尊重,一方面可以尽量减少本国民众在华夷交涉中受葡国文化影响之可能,而另一方面则可直接管制自治首领从而实现对葡萄牙人的限制。由此观之,认可葡萄牙人的议事会自治,反倒是一种法文化自保的手段。为此,议事会成立的第二年,明政府便将议事会理事官视同唐代的蕃长,封其为“督理蚝镜澳事务西洋理事官”,授其不入流的“二品”官衔,{8}14-15行使自行管理居澳葡人之权责及若干管理澳门中国商民之权力。但是,自治并不表示葡萄牙人拥有“治外法权”,若碰上葡人内部但危及澳门整体安定之纷争,明清官员便会适时地行使最终司法处分权。由今人法律观视之,给予葡萄牙人自治,只不过是明清政府在司法领域部分管辖权的让渡。
  (二)偶相汇合
  “建城”、“设官”、“自治”三种治澳政策,隔离人员往来于一墙之外,限制文化交流于体制之外,这是怎样的一种文化防御!于法文化而言,其结局对双方是一致的,即葡萄牙人信服自己的法律、风俗与法庭,而华人则信服自己的礼仪、乡俗及县令。不过,我们也不能据此认为,中葡文化“老死不相往来”,彼此没有发生任何联系。
  1.天主教中国化及中国教徒葡萄牙化。按葡萄牙学者瓦雷的说法,葡萄牙人之所以居留澳门,与实现天主教东方保教权是分不开的。早期借居蚝镜澳之葡人,多数为耶稣会士,{9}他们将在澳传教视为己任。明清政府虽对葡萄牙人自行奉教不予禁绝,但却不许其引诱华人人教,并为此多次颁布严厉禁令,比如印光任在其《管理番舶及澳夷章程》中就规定,“其从前潜入夷教民人,并窜匿在澳者,勒限一年,准其首报回籍”。{10}上卷官守篇
  由于明清政府禁令加之华人对天主教所具有的陌生感,早期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开展得不是很顺利。耶稣会士开始反思传统的传教方法—“凡欲进教保守者,须葡萄牙化,学习葡国语言,取葡国姓名,度葡国生活”{11}169—的恰当性,他们开始积极学习中文,了解中国习俗,使传教事业趋于“中国化”。在利玛窦、罗明坚等坚持传教“中国化”的耶稣会士的努力下,澳门天主教开始盛行,许多华人—包括商贩、雇工、通事—冒死潜入澳门受礼入教。至十七世纪末,澳门人口约为20500人,天主教徒总数为19500人,这其中,华人天主教徒竟然多达18500人。{12}10
  久而久之,部分华人教徒渐被夷化,或更名、变服人教,或娶葡女为妻而长子孙,或借资本营贸易,或为葡人工匠,或为兵役,又或往来居住于葡人之家,以葡式生活为炫耀之资。
  他们果真弃华人文化而独尊天主教?其实不然。早期华人对天主教之信奉,主要原因不外乎如下:其一,葡萄牙传教士在宣讲宗教教义之时,同时亦对其施以小恩小惠,如物质上之诱惑,或疾病上之治疗;其二,为使其在商业竞争处于有利地位,改变信仰以为商业活动之敲门砖。或者说,其对天主教之信奉,主要还是因为经济原因,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这也是至今闽粤一带将教徒人教谓之“吃教”或“吃洋教”的原因。华人人教并不意味着其在根本上动摇了对中华文化的信仰,对此龙思泰有一段经典的评价:“有若干中国人已信天主教。似乎主要是为了方便,而不是为了信仰。” {13}42
  2.田土、房屋纷争。“建城”之制下,葡人不得随意加建房屋,“将西洋夷人现有房屋若干、户口若干,逐一查明造册申报,已添房屋姑免拆毁,不许再行添造寸椽”。{14}卷28。这一政策客观上加剧澳门田土、房屋的紧张关系,加之澳门人口不断攀升,造成租赁需求火爆,租金不断上调。因而,来自葡萄牙业主与华人租户之间围绕着产权与租金所生之纠葛日渐增多。《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收录了当时40余起民事案件,其中半数以上为房屋租赁纠纷(其余的为借贷纠纷)。这类案子有两个共同特征,其一,原告多数为葡萄牙业主;其二,裁决者为明清政府地方官员。
  就第一个特征而言,葡萄牙人动辄兴讼自与其私权保护意识有关;华人多为被动应诉,在其看来,纷争本属不义之事,何况诉及法庭公然外传?因而,华人于应诉中,或指责葡人之不仁不义,比如“万威吡喱诉杨亚旺案”中杨亚旺指责业主兴讼居心不良,企图“混禀背批,暗图加租”;或以人情事故辩驳其行为之正当性,从而希冀将诉讼活动导入礼的范畴,由礼加以规范。涉及华夷之纷争,明清政府地方官员具有最终的司法裁决权。这是一批有着良好儒家教养、且受到科考制度严格考验的特殊群体,他们将“礼”的维持视为己任,认为法律适用所带来之裁决只能短时维持稳定,却更容易引发更多的纷争。对于田土、房屋等涉及物质层面的“利”的关系之纷争,他们总是倾向于在诉讼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对争诉双方进行“礼”的教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而为其裁决披上情理、伦理等“义”的外衣,以符合儒家主流价值观念。所以其裁决则多数以“各守其业”、“毋庸更张”等以维持原有的社会秩序的结论出现。此情此景自然令葡萄牙人十分不满,所以在以后类似的争议中,他们选择有目的地规避明清政府之管辖,“外国人同外国人之间的商务纠纷,一向不告诉中国人,而这点也正符合于中国人的办法,即通过行会或用调解方式来解决民事诉讼案件—却从不向法庭控诉”。{15}109中葡两种法文化,有时候就像两条并行线,无论距离有多近,却永远也不会连结在一起。
  四、怀柔远人,惠此中国
  前所述及,明清政府“建城”、“设官”、“自治”之治,为文化防御之策。就战争角度而言,防御多指因敌强我弱,为消灭敌人、保存自我的一种手段。明清时期之中国,当真这般弱小?远在千里之外的葡萄牙王国,当真那么强大?我们有必要还原历史真相。
  借居澳门之前,葡萄牙人在南中国海吃尽败局,先有屯门之役,后有西草湾之战,接连的失败使他们认识到中国的强大,为获取贸易利益,他们以晾晒货物为借口,经由行贿的手段才得以借居澳门。有必要提醒的是,这是葡萄牙历史上最强大的时期。经过大航海的短暂辉煌,葡萄牙国运逐渐衰退,国力日显薄弱,前有西班牙、后有法国,对其实施过殖民统治。所以,明清政府完全有能力、有条件驱逐葡萄牙人于国门之外,同时也有能力将借居于澳门的葡萄牙人及其文化融化于中国文化之内。为何独采取文化防御之策?为厘清此问题,我们有必要认真审视中华法文化中“化外人”之治所蕴含之原理。
  (一)化外人之治
  “诸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针对异族文化,《唐律疏议》并非简单地直接抵触,而是采取包容之态度。此态度,令后世人赞赏不已,亦由此感怀唐时中华文化之强大生命力。
  元朝建立后,中华文化遭遇空前破坏。因而,为恢弘中华正统,去除胡风夷气,《大明律》一改《唐律疏议》之做法,规定“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确立了中华法在解决“化外人相犯”中的主导地位。以今人法律观点视之,此规定确立了中华法属地管辖力。清袭明制,在《大清会典事例》亦规定,“凡化外来降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
  如是观之,允许居澳葡人依其法律实施自治,岂不与《大明律》、《大清会典事例》等被奉为至高无上之国法相违背?明人张楷在《大明律集解附例·名例律》中,对“化外人”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化外人即外夷来降之人,及收捕夷寇,散处各地方者”。换言之,化外人包含三类人,其一为归化之人,其二为侵犯中华安宁而被擒获之人,其三为散处中华危及社会秩序之人。反观之,若为中华之友人,至少不危及中华安全、社会秩序之友善之人,其法律、风俗习惯、价值理念值得尊重,因而其同类相犯者,可不依中华法,而遵其“本俗法”。
  如此,我们便可明了,允许居澳葡人依葡式法律实施自治,而不强制其适用中华法,本身就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前提下,即明清政府并未将远来之葡人视为中华良好秩序之破坏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文明秩序有益的补充,因而,对其就应宽恕待之,包容其既有的风俗习惯与行事准则。毫无疑问,只有那些有着丰富礼仪教化的民族,才可能塑造出如此宽怀的法律文化。
  (二)怀柔远人
  史料文献中,明清政府官员下达给葡人的官文多现“柔远”二字,比如清康熙朝工部尚书杜臻巡视澳门时,曾提及“本朝弘柔远人之德,谓国家富有四海,何较太仓一粟,特与蠲免,夷亦感慕”。{16}卷2。这绝不是什么外交辞令,它构成了明清政府处理葡人事务的主要原则。
  孔子为鲁哀公讲解修身治国之道时曾说道:“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对未开化之蛮夷,经由优待、绥靖之方法,比如赐予、和亲、通商、教化,使四方归附,最终实现“礼”的秩序。这实际上是从儒家仁爱思想中对友人之爱所延伸出来的一种外交观,并长久地影响了明清政府的外交政策。
  秉承此思想,明清政府在商贸、司法及宗教各方面均给予葡人优待。商贸方面,对在澳登记之商船减免1/3关税;司法方面,给予澳门议事会自治权;宗教方面,允许居澳葡人自由信教。有时候,明清政府给予葡人之条件甚或优于中国商民,比如康熙时期清廷与罗马教廷之间发生“礼仪之争”时,清朝采取禁止本国海商前往南洋贸易的措施,却仍是本着“怀柔远人”的方针,仍允许澳门葡人出海贸易。
  在明清统治者看来,此等优待,必能使葡人友善中华,而不至破坏粤海业已形成之良好之社会秩序。同时,秩序维持之余,亦可彰显中华文化之春秋大义,以使其在内心深处真正感怀、认同中华文化道德,从而实现四方归附、共惠中国。
  因而,明清政府澳门之治,虽在表面上表现为一种文化防御之策,但在深层里蕴含着同化之意。其实,这也正是中华文化屹立千年、独傲世界的根本原因。文化从来就不是凭借武功得以永生,只有那些富含仁爱、和平内涵的文化,才是不死的文明。
  五、结语
  无论如何,澳门开埠之早期,中西传统的法律制度与渊源均在澳门得以体现,并进行了某种程度的交融。而议事会也取得了依据其“本俗法”—葡国法律调整其法律关系的空间。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葡萄牙学者叶士朋教授所言的“双轨”司法体系的出现,葡人自治及葡式法律之适用,是建立在中华法律规范没有触及或者不损害中华文化传统基础上的,违背此原则,他们则必须服从于中国政府及法律的管辖;同时,这也不意味着中葡法文化势如水火,发生着激烈冲突;当然,更不意味着中葡法文化交融,从而缔结出一种崭新的文化。
  总之,在澳门这块土地上,在中葡不同文化背景下,中国以“怀柔远人”的气度接纳了葡国人,这体现出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但这样的包容并未实现对葡萄牙法文化的同化,中葡两种法文化在澳门的纠葛在更深、更远的历史长河里绵延至今。 
【注释】
[1]梅洛·庇山耶(1867-1926),葡萄牙诗人。代表性著作有《漏钟》、《中国》,曾于1900年被委任为澳门物业登记局局长。
[2]约瑟·奥古斯都·西亚贝拉在澳门东亚大学十周年校庆时所发表的《澳门与葡国诗》的演说,http://www.macaudata.com/macauweb/book145/html/04901.htm
[3]唐人杜佑将此注解为“人知礼则易教”,引自《礼记.礼运》。
[4]本意是一个人要想拥有正确的思想和观点,就要懂得取其中,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引自《中庸》。
[5]即葡萄牙民族,这缘于16世纪初葡萄牙诗人卡蒙斯流亡澳门时所写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而得名。
[6]自前一个婚姻关系解除至另一个婚姻关系缔结之间必须经过的期间。
[7]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两广总督张鸣岗檄令海道副使俞安性将滞澳日本人驱逐出海。俞安性在驱逐居澳日人之后,又对澳门葡萄牙人约法五章,勒石永禁,史称《海道禁约》。
[8]参见严忠明在2005年澳门历史文化学会第四届年会所发表的《保甲制、理瑶法与明清政府对澳门的管理》的演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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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清]杜臻.粤闽巡视纪略[M].台北:商务印书馆,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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